第77节
那年的11月27日，我生下了孩子，男孩，取名叫南造鬼雄，对外宣称纪念那个殉国的丈夫武藏鬼雄。阮美云和我同一天分娩，也是男孩，取名叫黄正，据说是纪念他们夫妻一个很好的朋友。之后研究所接到消息，在这同一天，皇族的一个大人物也做了父亲。
大人物的儿子与我及阮美云的孩子，尽管都在同一天出生，但他的这个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却让整个大日本帝国为之兴奋。我与阮美云所生下的健康强壮的孩子，却无法看到清晨的第一抹阳光。
也是因为这位大人物有了这个先天缺陷的儿子，才有了九日研究所之后的“替代品”计划。计划里的替代品中就包括了我与阮美云的孩子。我与阮美云，两个极其巧合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人，又因为我们同时在一个不合适的日子生下了孩子，命运紧密相连。
替代品计划
1939年1月初的一个早上，和往日一样是个极其寒冷的清晨。外面的世界被大雪包裹着，或许，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可惜的是，我们生活在地下世界，不能见到。
那天早上有四辆卡车驶入九日研究所，从卡车上被带下来的依然是远山战俘营中囚禁的中国士兵。他们被送到九日研究所，是用来进行活体实验的。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眼里，他们根本不算人类，不过是一些和我们外形大同小异的低等动物而已。用土肥长官的话说：“这些战俘和外面世界的那些支那人比起来，还算为这个文明世界的进步做出了一点贡献。”
出乎意料的是，竟然还有十个粗胳膊肥臀的妇女，以及数十个还在襁褓里的婴儿，一起被送进了九日研究所，当时我已经能够起身走动及工作，跟在土肥长官身后，目睹了这些婴儿和妇女下车的整个过程。聆听着婴儿的哇哇哭声，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底浮出，我低声问道：“土肥长官，这些孩子和妇女难道也是实验品吗？”
土肥长官那天明显特别兴奋，微笑着解释道：“他们应该被称呼为幸运儿，他们中的每一员，以后都有可能幸运地成为我们大日本皇族的一员。”
“大日本皇族的一员？”我疑惑不解，追问道，“意思是说他们是从本土带过来的？”
土肥长官摇摇头，可能认为和一个立场并不坚定的下属透露太多情报，并不合适，便没有理睬我了，径直往旁边走去。
那天下午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松下幸太郎先生出现在九日研究所。松下先生是国内一个大财团领袖人物的胞弟，在德国长大，据说是爱因斯坦先生的学生。在这个紧急会议上，松下先生首次提到了“替代品”方案，也是因为这个方案，让我第一次有了想要背叛族人的念头。
替代品，是为日本国内的那一位大人物产下的有先天缺陷的孩子，物色替代躯体的计划。计划具体方案是：在满洲寻找到三十一个和大人物的儿子在同一天出生的婴儿，集中收养起来，并给予良好的营养补充以及身体的锻炼。如果大人物的那孩子不能顺利长大，那么，在他夭折之前，九日研究所便会尝试让这大人物的孩子与这三十一个中国男婴，进行合体实验。也就是说，这三十一个男婴的身体，都有机会承载那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有着先天缺陷的孩子的思想与意识。
听完这个计划，我后背上直冒冷汗。如果是在一年前，我尚在特高课工作时，应该会认为这是个多么伟大与崇高的计划。可此刻，我已经是一位孩子的母亲，这么残忍的替代品计划，我接受不了。我坐在会议室角落，心里不自觉地感觉一阵冰凉。尤其让我恐惧的是：我的孩子，和这些替代品方案里储备的婴儿，也是同一天出生的，也就是说，我的孩子也可能成为替代品。
我的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会后，土肥长官叫住我，要求把我和阮美云的孩子一起送到专门为那三十一个婴儿空出的婴儿房去。我站在那儿没吭声，土肥长官便哈哈笑，说：“怎么了？云子，难道你不希望看到你的孩子以后有机会成为大和民族明天的伟人吗？”
我低着头，没有说话。土肥长官拍拍我的肩膀，继续说道：“少胡思乱想了，你和黄碧辉的孩子送过去一起喂养，不过是让你和阮美云都能抽出身来，为研究所工作。再说，这三十几个孩子的抚养，以后也就是你和阮美云的本职工作，照顾自己的孩子，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我稍微放宽了心。那天下午，我和阮美云便搬到了基地里新建的育婴所里，负责照顾与看管那十个正值哺乳期的妇女与三十一个婴儿。
阮美云应该也嗅出了基地里突然多出的婴儿不是什么好事。虽然当时她和我走得比较近，但对我始终保持警惕。所以，那天她没有主动问我什么，只是皱着眉，抱着自己的孩子，跟着我去了育婴所。
反而是我主动安慰她道：“没事的，土肥长官只是为了我们能有更好的资源来给予孩子。”
阮美云没回答，默默地走在我身后。我们把各自的孩子与那三十一个孩子放在了一起，然后安排好了那十个妇女的住所。最后我找了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敞的房间，作为我们的寝室。
当周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后，阮美云突然站到我面前，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云子，我们带着孩子跑吧！”
我当时就愣住了，面前这个看上去如此柔弱的中国女人，此刻目光异常坚定，似乎还有着一种穿透力，直接穿透到我的内心深处。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转过身去，不敢直视她的眼睛。阮美云没有动，依然盯着我看。半响，我低声说道：“阮美云小姐，你说这句话时有没有考虑过，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及带来的后果？”
阮美云在我背后说道：“对于我而言，为了孩子的未来，我死不足惜。云子小姐，你和我都是为人之母，所以，我相信你不会说出去，因为孩子的未来远比你我的生命更重要。”
阮美云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但我还是装作无动于衷地走到床边，伸手整理被褥，语速和平时一样，不过声音压得很低：“美云，你今天说的话，我只当没听见。我也不会怪你，因为你是一个母亲，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否则，后果你自己知道。”
那天的谈话就此结束。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育婴所里出现了一个异常现象——我们悉心照顾的三十三个婴儿，身高及体重，和最初来到九日研究所时，没有任何改变。甚至于，我和阮美云的孩子依然是刚出生时的那般大小。
我把这情况反映给了负责“替代品方案”的松下幸太郎先生，松下先生在第二天却做出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他带着几个研究所的医生抱走了育婴所的两个婴儿，说是要去观察几天。
几天后，我来到松下先生的房间，询问那两个孩子的下落，得到的回答让我眼前一黑。松下先生轻描淡写地说道：“那两个孩子已经为大日本帝国献身了，被解剖了！”
我往后退了几步，嘴唇颤抖不止，所有斥责的说辞，在目睹松下先生那异常平静的表情后，还是没能说出口。我终于明白过来：所有人的生死，在这九日里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终于决定，要好好考虑阮美云的建议……
于是，1939年7月，我和阮美云策划劫持了一辆卡车，试图带走所有的替代品婴儿，但是事件以失败告终，我和阮美云被囚禁到了九日研究所的牢房里。三天后，我和她被捆在了手术台上。待我们再次睁开双眼，发现我们脖子以下的皮肤已经没有了，还被囚禁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间里。全身的刺痛，让我们发出嘶声裂肺的尖叫声，在九日研究所里回荡。
每天给我们注射的止痛药里应该还混杂了其他药剂，我对于疼痛的感觉在一天天减轻。十几天之后，我和阮美云身体上布满了暗红色的血痂。此刻，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药物了。每天都有几个带着口罩的研究人员在玻璃墙外观察我们，并不时交谈。通过他们的交谈，我才知道，我和阮美云被当成了一个叫“无菌实验”的实验品。大概内容之前我也听说过，是黄碧辉提出的一个假设：远山里应该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也是远山丛林里有时能看见活物，转眼就出现死物消失的原因。黄碧辉把这两种世界形态的转换分析为是因为水源，只要穿越过水源，就能在两个世界间来回行进。
于是，无菌实验就是要验证在没有活物的世界里，除了我们已经看到并在记忆里确定存在的生物以外，没有别的生物——甚至包括细菌在内，也是不存在的。
人类的皮肤，是人类能够抵御空气中数以万计的细菌侵害的屏障。无菌试验，便是拆掉这道屏障，把完整的肌体裸露出来，任由空气中所有微生物寄存。松下与黄碧辉大胆的假设是：被剥掉了皮的生命体，如果能够正常活下来，那么，就说明在这个没有活物的世界里，确实纯净到了连细菌都没有的地步，人的意识里只剩下之前所看见并确定存在的生物，以镜像的形式存在。
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会拿我和阮美云做无菌实验的实验品。
我和阮美云一丝不挂地被关在玻璃房间里，女人的羞耻和自尊几乎被践踏得荡然无存，每天蜷缩在墙角，双手抱着双膝，被研究人员来回地观察着。最初，我们还能哭泣，可一旦泪水滴在暗红色的血痂上，那种久违的疼痛就会席卷而来，让人痛不欲生。我天真地希望，土肥长官能够出现在玻璃墙外，我还抱着一丝他会给我一个合理交代的幻想。到最后，我终于绝望了。奇怪的是，阮美云至始至终都不曾奢望黄碧辉会出现。
千面人
关东军里一直有一个关于千面人的传说，据说，这个千面人，精通化装，曾经在英国人的军情五处潜伏过一些日子。当时的印度还处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印度有一个很神奇的缩骨术：一个成年男人可以把身体缩成很小，甚至可以塞进瓶子里。军情五处对这个奇特的本领非常感兴趣，但欧美人的身体相对亚洲人种来说硬度比较大，学习这项技能有一定难度。于是军情五处在亚洲国家找了五个男孩带到驻扎在印度的情报机构里进行培养，其中就有一个男孩是日本人，他便是之后特高课传奇人物——千面人。训练多年后的结果是，这个千面人可以改变自己的身材与体形，再辅以高科技的面部化装技能，能够伪装成不同人的模样，应用到不同的秘密行动中。这个千面人的真实姓名就叫武藏鬼雄，也就是土肥长官对外宣称的我孩子名义上的父亲。
在特高课的一次远赴苏联的秘密行动中，千面人武藏鬼雄为大和民族英勇捐躯了。那是1938年1月发生的事。至于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武藏的，早就成了死无对证的事情。况且，我与武藏在当时的特高课，也时常以夫妻的名义执行行动，所以，为了迷惑敌人，在夜晚的时候，我与这个永远无法看透的男人，也确实必须发生一些夫妻之间才有的关系。
武藏的遗体运回满洲国时，我已经因为那次任务失败，被扣押在奉天的宪兵队里。特高课的高层出于人道，觉得也应该让我见上武藏最后一面，于是，我被带到了日军司令部的地下室里。武藏鬼雄冰冷的尸体躺在手术台上，我走上去用手抚摸着他的身体，第一次近距离地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和身材。之前执行任务时，他总以各种不同的容貌出现。武藏鬼雄最让人害怕的是——在需要不同容貌的时候，他的身材能通过缩骨术刻意调整。
此时，我站在地下室里，面对着一个陌生的矮个子中年男人的尸体，唯一能确定他身份的东西是特高课给已牺牲的军人脚踝上挂着的小铁片。
在那一晚，我仍然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面对着战友的尸体，我满怀敬意地献上了一个军礼，然后站得笔直，目睹他在火光中化为灰烬。
对于特高课高层所称的武藏鬼雄的死讯，我是深信不疑的。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年以后，在这个阴森恐怖的地下世界，当我对于自己的未来完全绝望的时刻……武藏鬼雄，会再次出现，并且，给予了我第二次生命的机会。
那是在我与美云被当成实验品剥皮后次月的一个夜晚，我们和平日一样，半人半鬼地蜷缩在玻璃隔间的角落里。玻璃门突然打开了，“咔咔”的皮靴声传了过来。美云还是低着头，她不敢面对任何一个走到玻璃墙外观察我们的研究人员。
我却仰起了脸，熟悉的皮靴咔咔声告诉我，进来的是军部的高级军官。
面前是身材魁梧的大佐军衔士官，皮肤黝黑，修剪得非常整齐的短发，证明他在军队里的地位不低。他大踏步地走到我面前，隔着玻璃墙死死地盯着我。
半晌，他对身后的两个士兵挥了挥手，那两个士兵迟疑了一下，缓缓地退出了房间，并关拢了外面的铁门。这位军官看着铁门由外向里合拢后，缓缓转过头来，眼神由之前的严峻，换上了一种似乎满含着深情的凝视。我愣住了，在记忆里搜索着对方是否曾经相识。
我自认为自己的记忆力不差，最后，确定我与面前的男人从未谋面。正想到这儿，这位军官说话了：“云子，我是鬼雄，武藏鬼雄！”
我愣住了，嘴角抽动了几下，想要说出话来，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面前的武藏穿着笔挺的军装，领口别着闪亮的军衔。而我呢？如果我只是因为违反军纪被囚禁的军人，那么我最起码还有一点尊严来面对他。可是，武藏面前的我，不过是九日研究所里一个如普通小白鼠般的实验品，并且还是个面目全非、一丝不挂的实验品。
我下意识地把双腿并拢，试图遮掩私密处，随即双手抱胸，尽可能地遮住胸前已经没有皮肤的乳房。我微微地叹了口气，把头扭向一旁。我曾经是大日本帝国的骄傲，所以，我现在不可能在他面前流泪，不可能对面前这个曾经亲密的男人哭诉军部在我身上的所作所为。因为大日本皇军的字典里，除了对与错，没有理由和借口去推诿责任。甚至可以说，我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怨不得他人。
大人物的儿子与我及阮美云的孩子，尽管都在同一天出生，但他的这个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却让整个大日本帝国为之兴奋。我与阮美云所生下的健康强壮的孩子，却无法看到清晨的第一抹阳光。
也是因为这位大人物有了这个先天缺陷的儿子，才有了九日研究所之后的“替代品”计划。计划里的替代品中就包括了我与阮美云的孩子。我与阮美云，两个极其巧合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人，又因为我们同时在一个不合适的日子生下了孩子，命运紧密相连。
替代品计划
1939年1月初的一个早上，和往日一样是个极其寒冷的清晨。外面的世界被大雪包裹着，或许，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可惜的是，我们生活在地下世界，不能见到。
那天早上有四辆卡车驶入九日研究所，从卡车上被带下来的依然是远山战俘营中囚禁的中国士兵。他们被送到九日研究所，是用来进行活体实验的。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眼里，他们根本不算人类，不过是一些和我们外形大同小异的低等动物而已。用土肥长官的话说：“这些战俘和外面世界的那些支那人比起来，还算为这个文明世界的进步做出了一点贡献。”
出乎意料的是，竟然还有十个粗胳膊肥臀的妇女，以及数十个还在襁褓里的婴儿，一起被送进了九日研究所，当时我已经能够起身走动及工作，跟在土肥长官身后，目睹了这些婴儿和妇女下车的整个过程。聆听着婴儿的哇哇哭声，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底浮出，我低声问道：“土肥长官，这些孩子和妇女难道也是实验品吗？”
土肥长官那天明显特别兴奋，微笑着解释道：“他们应该被称呼为幸运儿，他们中的每一员，以后都有可能幸运地成为我们大日本皇族的一员。”
“大日本皇族的一员？”我疑惑不解，追问道，“意思是说他们是从本土带过来的？”
土肥长官摇摇头，可能认为和一个立场并不坚定的下属透露太多情报，并不合适，便没有理睬我了，径直往旁边走去。
那天下午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松下幸太郎先生出现在九日研究所。松下先生是国内一个大财团领袖人物的胞弟，在德国长大，据说是爱因斯坦先生的学生。在这个紧急会议上，松下先生首次提到了“替代品”方案，也是因为这个方案，让我第一次有了想要背叛族人的念头。
替代品，是为日本国内的那一位大人物产下的有先天缺陷的孩子，物色替代躯体的计划。计划具体方案是：在满洲寻找到三十一个和大人物的儿子在同一天出生的婴儿，集中收养起来，并给予良好的营养补充以及身体的锻炼。如果大人物的那孩子不能顺利长大，那么，在他夭折之前，九日研究所便会尝试让这大人物的孩子与这三十一个中国男婴，进行合体实验。也就是说，这三十一个男婴的身体，都有机会承载那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有着先天缺陷的孩子的思想与意识。
听完这个计划，我后背上直冒冷汗。如果是在一年前，我尚在特高课工作时，应该会认为这是个多么伟大与崇高的计划。可此刻，我已经是一位孩子的母亲，这么残忍的替代品计划，我接受不了。我坐在会议室角落，心里不自觉地感觉一阵冰凉。尤其让我恐惧的是：我的孩子，和这些替代品方案里储备的婴儿，也是同一天出生的，也就是说，我的孩子也可能成为替代品。
我的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会后，土肥长官叫住我，要求把我和阮美云的孩子一起送到专门为那三十一个婴儿空出的婴儿房去。我站在那儿没吭声，土肥长官便哈哈笑，说：“怎么了？云子，难道你不希望看到你的孩子以后有机会成为大和民族明天的伟人吗？”
我低着头，没有说话。土肥长官拍拍我的肩膀，继续说道：“少胡思乱想了，你和黄碧辉的孩子送过去一起喂养，不过是让你和阮美云都能抽出身来，为研究所工作。再说，这三十几个孩子的抚养，以后也就是你和阮美云的本职工作，照顾自己的孩子，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我稍微放宽了心。那天下午，我和阮美云便搬到了基地里新建的育婴所里，负责照顾与看管那十个正值哺乳期的妇女与三十一个婴儿。
阮美云应该也嗅出了基地里突然多出的婴儿不是什么好事。虽然当时她和我走得比较近，但对我始终保持警惕。所以，那天她没有主动问我什么，只是皱着眉，抱着自己的孩子，跟着我去了育婴所。
反而是我主动安慰她道：“没事的，土肥长官只是为了我们能有更好的资源来给予孩子。”
阮美云没回答，默默地走在我身后。我们把各自的孩子与那三十一个孩子放在了一起，然后安排好了那十个妇女的住所。最后我找了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敞的房间，作为我们的寝室。
当周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后，阮美云突然站到我面前，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云子，我们带着孩子跑吧！”
我当时就愣住了，面前这个看上去如此柔弱的中国女人，此刻目光异常坚定，似乎还有着一种穿透力，直接穿透到我的内心深处。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转过身去，不敢直视她的眼睛。阮美云没有动，依然盯着我看。半响，我低声说道：“阮美云小姐，你说这句话时有没有考虑过，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及带来的后果？”
阮美云在我背后说道：“对于我而言，为了孩子的未来，我死不足惜。云子小姐，你和我都是为人之母，所以，我相信你不会说出去，因为孩子的未来远比你我的生命更重要。”
阮美云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但我还是装作无动于衷地走到床边，伸手整理被褥，语速和平时一样，不过声音压得很低：“美云，你今天说的话，我只当没听见。我也不会怪你，因为你是一个母亲，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否则，后果你自己知道。”
那天的谈话就此结束。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育婴所里出现了一个异常现象——我们悉心照顾的三十三个婴儿，身高及体重，和最初来到九日研究所时，没有任何改变。甚至于，我和阮美云的孩子依然是刚出生时的那般大小。
我把这情况反映给了负责“替代品方案”的松下幸太郎先生，松下先生在第二天却做出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他带着几个研究所的医生抱走了育婴所的两个婴儿，说是要去观察几天。
几天后，我来到松下先生的房间，询问那两个孩子的下落，得到的回答让我眼前一黑。松下先生轻描淡写地说道：“那两个孩子已经为大日本帝国献身了，被解剖了！”
我往后退了几步，嘴唇颤抖不止，所有斥责的说辞，在目睹松下先生那异常平静的表情后，还是没能说出口。我终于明白过来：所有人的生死，在这九日里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终于决定，要好好考虑阮美云的建议……
于是，1939年7月，我和阮美云策划劫持了一辆卡车，试图带走所有的替代品婴儿，但是事件以失败告终，我和阮美云被囚禁到了九日研究所的牢房里。三天后，我和她被捆在了手术台上。待我们再次睁开双眼，发现我们脖子以下的皮肤已经没有了，还被囚禁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间里。全身的刺痛，让我们发出嘶声裂肺的尖叫声，在九日研究所里回荡。
每天给我们注射的止痛药里应该还混杂了其他药剂，我对于疼痛的感觉在一天天减轻。十几天之后，我和阮美云身体上布满了暗红色的血痂。此刻，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药物了。每天都有几个带着口罩的研究人员在玻璃墙外观察我们，并不时交谈。通过他们的交谈，我才知道，我和阮美云被当成了一个叫“无菌实验”的实验品。大概内容之前我也听说过，是黄碧辉提出的一个假设：远山里应该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也是远山丛林里有时能看见活物，转眼就出现死物消失的原因。黄碧辉把这两种世界形态的转换分析为是因为水源，只要穿越过水源，就能在两个世界间来回行进。
于是，无菌实验就是要验证在没有活物的世界里，除了我们已经看到并在记忆里确定存在的生物以外，没有别的生物——甚至包括细菌在内，也是不存在的。
人类的皮肤，是人类能够抵御空气中数以万计的细菌侵害的屏障。无菌试验，便是拆掉这道屏障，把完整的肌体裸露出来，任由空气中所有微生物寄存。松下与黄碧辉大胆的假设是：被剥掉了皮的生命体，如果能够正常活下来，那么，就说明在这个没有活物的世界里，确实纯净到了连细菌都没有的地步，人的意识里只剩下之前所看见并确定存在的生物，以镜像的形式存在。
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会拿我和阮美云做无菌实验的实验品。
我和阮美云一丝不挂地被关在玻璃房间里，女人的羞耻和自尊几乎被践踏得荡然无存，每天蜷缩在墙角，双手抱着双膝，被研究人员来回地观察着。最初，我们还能哭泣，可一旦泪水滴在暗红色的血痂上，那种久违的疼痛就会席卷而来，让人痛不欲生。我天真地希望，土肥长官能够出现在玻璃墙外，我还抱着一丝他会给我一个合理交代的幻想。到最后，我终于绝望了。奇怪的是，阮美云至始至终都不曾奢望黄碧辉会出现。
千面人
关东军里一直有一个关于千面人的传说，据说，这个千面人，精通化装，曾经在英国人的军情五处潜伏过一些日子。当时的印度还处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印度有一个很神奇的缩骨术：一个成年男人可以把身体缩成很小，甚至可以塞进瓶子里。军情五处对这个奇特的本领非常感兴趣，但欧美人的身体相对亚洲人种来说硬度比较大，学习这项技能有一定难度。于是军情五处在亚洲国家找了五个男孩带到驻扎在印度的情报机构里进行培养，其中就有一个男孩是日本人，他便是之后特高课传奇人物——千面人。训练多年后的结果是，这个千面人可以改变自己的身材与体形，再辅以高科技的面部化装技能，能够伪装成不同人的模样，应用到不同的秘密行动中。这个千面人的真实姓名就叫武藏鬼雄，也就是土肥长官对外宣称的我孩子名义上的父亲。
在特高课的一次远赴苏联的秘密行动中，千面人武藏鬼雄为大和民族英勇捐躯了。那是1938年1月发生的事。至于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武藏的，早就成了死无对证的事情。况且，我与武藏在当时的特高课，也时常以夫妻的名义执行行动，所以，为了迷惑敌人，在夜晚的时候，我与这个永远无法看透的男人，也确实必须发生一些夫妻之间才有的关系。
武藏的遗体运回满洲国时，我已经因为那次任务失败，被扣押在奉天的宪兵队里。特高课的高层出于人道，觉得也应该让我见上武藏最后一面，于是，我被带到了日军司令部的地下室里。武藏鬼雄冰冷的尸体躺在手术台上，我走上去用手抚摸着他的身体，第一次近距离地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和身材。之前执行任务时，他总以各种不同的容貌出现。武藏鬼雄最让人害怕的是——在需要不同容貌的时候，他的身材能通过缩骨术刻意调整。
此时，我站在地下室里，面对着一个陌生的矮个子中年男人的尸体，唯一能确定他身份的东西是特高课给已牺牲的军人脚踝上挂着的小铁片。
在那一晚，我仍然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面对着战友的尸体，我满怀敬意地献上了一个军礼，然后站得笔直，目睹他在火光中化为灰烬。
对于特高课高层所称的武藏鬼雄的死讯，我是深信不疑的。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年以后，在这个阴森恐怖的地下世界，当我对于自己的未来完全绝望的时刻……武藏鬼雄，会再次出现，并且，给予了我第二次生命的机会。
那是在我与美云被当成实验品剥皮后次月的一个夜晚，我们和平日一样，半人半鬼地蜷缩在玻璃隔间的角落里。玻璃门突然打开了，“咔咔”的皮靴声传了过来。美云还是低着头，她不敢面对任何一个走到玻璃墙外观察我们的研究人员。
我却仰起了脸，熟悉的皮靴咔咔声告诉我，进来的是军部的高级军官。
面前是身材魁梧的大佐军衔士官，皮肤黝黑，修剪得非常整齐的短发，证明他在军队里的地位不低。他大踏步地走到我面前，隔着玻璃墙死死地盯着我。
半晌，他对身后的两个士兵挥了挥手，那两个士兵迟疑了一下，缓缓地退出了房间，并关拢了外面的铁门。这位军官看着铁门由外向里合拢后，缓缓转过头来，眼神由之前的严峻，换上了一种似乎满含着深情的凝视。我愣住了，在记忆里搜索着对方是否曾经相识。
我自认为自己的记忆力不差，最后，确定我与面前的男人从未谋面。正想到这儿，这位军官说话了：“云子，我是鬼雄，武藏鬼雄！”
我愣住了，嘴角抽动了几下，想要说出话来，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面前的武藏穿着笔挺的军装，领口别着闪亮的军衔。而我呢？如果我只是因为违反军纪被囚禁的军人，那么我最起码还有一点尊严来面对他。可是，武藏面前的我，不过是九日研究所里一个如普通小白鼠般的实验品，并且还是个面目全非、一丝不挂的实验品。
我下意识地把双腿并拢，试图遮掩私密处，随即双手抱胸，尽可能地遮住胸前已经没有皮肤的乳房。我微微地叹了口气，把头扭向一旁。我曾经是大日本帝国的骄傲，所以，我现在不可能在他面前流泪，不可能对面前这个曾经亲密的男人哭诉军部在我身上的所作所为。因为大日本皇军的字典里，除了对与错，没有理由和借口去推诿责任。甚至可以说，我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怨不得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