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5章 339.覆水难收
其实,眼见以周敏忠为首的太子门生,高举倒蔡大旗的时候,天佑帝真的没有什么火气。毕竟处变不惊的心态、精准毒辣的眼光,是需要不断犯错来积累的能力;而太子自幼刻苦攻读、入朝之后又久在户部管账;如今骤然参与到风波诡谲的朝堂之上,一时之间会错了圣意,也是情有可原的事。
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对于一国储君而言,想要根除树大根深、权倾朝野的蔡党,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因为蔡熹的作用,本就是其余派别的文武官员、与众生百姓、向天家朝廷投掷负面情绪的“一枚靶子”。他想扳倒余日无多的蔡熹,再换另外一个“靶子”,无非就是时间提前了几年,也不是什么过错。
所以方才在朝会之上,周元庆几次刨根问底、穷追猛打,并不是想替蔡党出头;他只是借此机会,试试自己这个长子、胸中究竟有几分气量。很可惜的是,以方才在殿上的一番交锋来看,周长永这位国之储君,根本就不具备成为一名上位者的资格。
首先来说,他门下的走狗都是些什么货色,朝堂之上人尽皆知。仅凭这些鸡零狗碎、就想要扳倒蔡熹极其党羽,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就算再加上一个太子储君,率众冲锋陷阵,也是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事!
更何况这位“主将”,竟然还在自己的施压之下、临阵退缩了呢!
所以在双方实力对比的估量方面,太子便暴露出了极大的问题。无论是他高看了自己的能耐,还是小看了蔡党的底蕴,亦或是他错以为当今圣上、也想要借机清算蔡党,都是那种后果难以预计的重大判断失误!
其次,蔡熹本人有没有罪、蔡家倒不倒台,对于一国之君来说,也根本就不重要。北燕王朝诞生了这位权相,并不是天佑帝宠信蔡熹的原因,而是民间势力倒逼朝廷的必然结果。内阁在不在、右相换谁出任,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些旧党中人,始终需要一个门面人物,代他们发声、代他们受过。
所以太子门下走狗,今日在殿上齐齐亮出獠牙;虽声势浩大、但压根就没找对正主!这就仿佛是杀手杀错了人、要债砸错了门,实在是愚蠢透顶!
周元庆之所以委太子入户部参政,就是想让他从宏观的角度上、去思考治国之策。有道是“君王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其实北燕王朝的边边角角、大事小情,都可以从那一笔笔冷冰冰的账目上,看出端倪;用不着、也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
比如说鲁东路人口密集,良田沃野何止千里;按理来说,必然是朝廷的粮仓与税银支柱。可从账簿上来看,整个鲁东路每年上缴朝廷的田丁粮税,甚至还比不过久战之地的徽州与荆楚!如此反常,究竟是何原因呢?
这个答案并不复杂,就是因为儒府、儒林两大学派,将鲁东路的田亩人口,已经瓜分一空了。
圣人门下的“笔供”,乃是北燕开国高祖皇帝、与儒门先师定下的“盟约”。凡圣人门下的田亩仆人,朝廷一概免征赋税。
当年的高祖皇帝,为了得到正统之名、必然要争取仕林人士的支持,此举本无可厚非;可发展到天佑帝继位之时,一个农夫,只需要交三分之一的税款给府儒书院,便可以成为圣人门下的仆庸,免除朝廷丁税;而自家的耕地,以“赠予”的形式、上呈儒府书院,每年便只需要交半份田税给书院。
长此以往,自然是“肥了学阀、瘦了朝廷”。
似这种狗屁倒灶的历史遗留问题,不仅仅是鲁东一家而已;比如盘踞中州的南林禅宗,也有先帝赐下福田的祖制;富有长安城的皇亲周长风,又历来都是拥兵自重、勾结番邦;三晋民富,却与漠北云中城“隔墙相望”;中州、荆楚二路,又与强邻南康频生间隙;唯独剩下一个蓟州路,还被那些烦不胜烦的皇亲国戚瓜分一空;在如此内忧外患之下,北燕王朝能够兴盛发达,才是真的有鬼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天佑帝空有一腔养民治世的热忱,却终无用武之地。
可今时的北燕、却不同于往日:信安侯起兵谋反、朝廷光明正大的收回了三秦大地;漠北草原自顾不暇、幽北三路满身疮疤,至少二十年之内,俱已无暇南顾。而且,拜沈归所赐、鲁东路的学阀上层,意外被他彻底犁了一遍!想要重新掌控鲁东路之前,至少自家人也得先争出个你死我活才是。
可以说现在除了南康之外,已经再无外患可言。所以北燕王朝的中兴之治,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小小一本账簿,背后蕴含着治国理政之道。周元庆将太子安排在户部,就是想让他看透隐藏在账目背后的这些问题;而并不是让他去计较那几枚铜板、几块银子……
可惜的是,从今日朝会的情况来看,周长永第一次出手,便暴露出自己短浅目光的目光、与幼稚的视角。
如果说只是能力不足的话,倒也不足以令天佑帝大发雷霆,不惜令王放大开杀戒、血染紫金殿;更可怕的是,太子就连坦然接受失败的勇气都没有!
为人君主者,当然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心狠手辣、也可以忘恩负义、背盟毁约……但这一切一切的前提,都必须建立在可以换取足够利益的基础上。
简单说来,天家无情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君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连着众多百姓的福祉;而一名好皇帝本身,就是百姓利益的标尺,唯“亏少补多”而已。
若枉杀一忠良,可拯救诸多黎民苍生,那么君臣恩义便可负之;若屈死一名能吏干将,便可消弭一场战乱,那么昏庸无道之名亦可取之。
可今日太子抛弃门人,临阵退缩,就只是为了自己而已!他在连番逼问之下,非但不敢说出心中的真实主张;更怕自己会错了意,失去了圣眷,致使储君大位花落别家……
此事无关黎民苍生、无关江山社稷,只是单纯的怯懦畏惧、背信弃义罢了。
天佑帝令王放在紫金殿上,放手大开杀戒;除了借此敲打太子、让他放弃“以势胁君”的幻想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则是要做到完全封口!真正参与此事之人,一个不留;凭着经验与智慧,猜出此事内情之人,便用杀戮与血腥、吓破他们的胆子!
总而言之,今日太子的窝囊与卑鄙,绝不能流出半点风声!
那一日的紫金殿上,自天佑帝离开、殿门关闭之后;所有朝臣都亲眼看见左丞相王放,如何手起刀落,轻轻松松便斩下十六颗人头。待“散朝”之后,袍摆沾染了一层血痂的太子,早已吓得浑身瘫软如泥、被几个小内监架出了宫门。而大太监唐福泉,则眯着眼睛,带着一群小内监,仔仔细细清扫屠兽场一般的紫金殿……
待黄昏时分,四座檀香塔飘出袅袅青烟,紫金殿也恢复了往日的恢弘与庄严;仿佛,今日从未发生过什么一般……
从王放举起屠刀开始,太子就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即便坐上了太子府的马车,他也始终未发一言……
这是真的被吓坏了!
其实自华禹开战至今,经太子授意灭口之人、不胜枚举;就在昨日散朝以后,他还亲自“教训”了一个不知深浅的婢女,并非是从未见过血腥之人。
可当他亲眼看着十几个熟悉的面孔人头落地,更在自己脚边“轱辘辘”乱滚,这股强大的视觉冲击力,瞬间便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
公平的说,太子周长永并不是个坏人。他自幼师从蔡熹,学的也是最正统的儒门义理、为君之道。至于他那半吊子的帝王术、制衡法;只是入朝理政之后,从那些趋炎附势之辈身上、学回来的“歪理”罢了。
旁征博引、学贯古今,本就是无涯学海之中的一条正路。只不过学术不分高低贵贱,但师长却分忠奸贤愚;而这些经常提点储君的墙头草们,本就是被蔡、王两党共同摒弃的“下等货”;诚然,道德修养与才情学识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教导太子的目的,并不是为北燕培养下一位明君圣主,而是为自己教出一个听话的主子来!!
如此一来,个人私利,也就被摆在了首要位置上。
所以太子精研的“学问”,除了来源于蔡熹的正统教导之外,大部分都是这种夹带私货的曲解歪理;更可怕的是,由于太子门人、大多都饱受蔡党排挤,所以自然心生怨恨;久而久之,他们也自然潜移默化影响了太子的立场,离间他与蔡熹之间的师生情谊。
蔡熹的嗅觉何等敏锐?他才刚刚察觉到太子发生了变化,立刻就施以雷霆手段、将蔡党割裂了一小部分,许其转投太子门下。在明面上,师徒二人依旧保持步调一致;可一旦日后生变,他们又可以在危急关头,与太子门生迅速划清界限。
信任,一种是非常脆弱的情感;一旦发生了改变,就再也回不去了;对于蔡熹与太子这一对师徒,也毫不例外。
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对于一国储君而言,想要根除树大根深、权倾朝野的蔡党,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因为蔡熹的作用,本就是其余派别的文武官员、与众生百姓、向天家朝廷投掷负面情绪的“一枚靶子”。他想扳倒余日无多的蔡熹,再换另外一个“靶子”,无非就是时间提前了几年,也不是什么过错。
所以方才在朝会之上,周元庆几次刨根问底、穷追猛打,并不是想替蔡党出头;他只是借此机会,试试自己这个长子、胸中究竟有几分气量。很可惜的是,以方才在殿上的一番交锋来看,周长永这位国之储君,根本就不具备成为一名上位者的资格。
首先来说,他门下的走狗都是些什么货色,朝堂之上人尽皆知。仅凭这些鸡零狗碎、就想要扳倒蔡熹极其党羽,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就算再加上一个太子储君,率众冲锋陷阵,也是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事!
更何况这位“主将”,竟然还在自己的施压之下、临阵退缩了呢!
所以在双方实力对比的估量方面,太子便暴露出了极大的问题。无论是他高看了自己的能耐,还是小看了蔡党的底蕴,亦或是他错以为当今圣上、也想要借机清算蔡党,都是那种后果难以预计的重大判断失误!
其次,蔡熹本人有没有罪、蔡家倒不倒台,对于一国之君来说,也根本就不重要。北燕王朝诞生了这位权相,并不是天佑帝宠信蔡熹的原因,而是民间势力倒逼朝廷的必然结果。内阁在不在、右相换谁出任,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些旧党中人,始终需要一个门面人物,代他们发声、代他们受过。
所以太子门下走狗,今日在殿上齐齐亮出獠牙;虽声势浩大、但压根就没找对正主!这就仿佛是杀手杀错了人、要债砸错了门,实在是愚蠢透顶!
周元庆之所以委太子入户部参政,就是想让他从宏观的角度上、去思考治国之策。有道是“君王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其实北燕王朝的边边角角、大事小情,都可以从那一笔笔冷冰冰的账目上,看出端倪;用不着、也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
比如说鲁东路人口密集,良田沃野何止千里;按理来说,必然是朝廷的粮仓与税银支柱。可从账簿上来看,整个鲁东路每年上缴朝廷的田丁粮税,甚至还比不过久战之地的徽州与荆楚!如此反常,究竟是何原因呢?
这个答案并不复杂,就是因为儒府、儒林两大学派,将鲁东路的田亩人口,已经瓜分一空了。
圣人门下的“笔供”,乃是北燕开国高祖皇帝、与儒门先师定下的“盟约”。凡圣人门下的田亩仆人,朝廷一概免征赋税。
当年的高祖皇帝,为了得到正统之名、必然要争取仕林人士的支持,此举本无可厚非;可发展到天佑帝继位之时,一个农夫,只需要交三分之一的税款给府儒书院,便可以成为圣人门下的仆庸,免除朝廷丁税;而自家的耕地,以“赠予”的形式、上呈儒府书院,每年便只需要交半份田税给书院。
长此以往,自然是“肥了学阀、瘦了朝廷”。
似这种狗屁倒灶的历史遗留问题,不仅仅是鲁东一家而已;比如盘踞中州的南林禅宗,也有先帝赐下福田的祖制;富有长安城的皇亲周长风,又历来都是拥兵自重、勾结番邦;三晋民富,却与漠北云中城“隔墙相望”;中州、荆楚二路,又与强邻南康频生间隙;唯独剩下一个蓟州路,还被那些烦不胜烦的皇亲国戚瓜分一空;在如此内忧外患之下,北燕王朝能够兴盛发达,才是真的有鬼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天佑帝空有一腔养民治世的热忱,却终无用武之地。
可今时的北燕、却不同于往日:信安侯起兵谋反、朝廷光明正大的收回了三秦大地;漠北草原自顾不暇、幽北三路满身疮疤,至少二十年之内,俱已无暇南顾。而且,拜沈归所赐、鲁东路的学阀上层,意外被他彻底犁了一遍!想要重新掌控鲁东路之前,至少自家人也得先争出个你死我活才是。
可以说现在除了南康之外,已经再无外患可言。所以北燕王朝的中兴之治,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小小一本账簿,背后蕴含着治国理政之道。周元庆将太子安排在户部,就是想让他看透隐藏在账目背后的这些问题;而并不是让他去计较那几枚铜板、几块银子……
可惜的是,从今日朝会的情况来看,周长永第一次出手,便暴露出自己短浅目光的目光、与幼稚的视角。
如果说只是能力不足的话,倒也不足以令天佑帝大发雷霆,不惜令王放大开杀戒、血染紫金殿;更可怕的是,太子就连坦然接受失败的勇气都没有!
为人君主者,当然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心狠手辣、也可以忘恩负义、背盟毁约……但这一切一切的前提,都必须建立在可以换取足够利益的基础上。
简单说来,天家无情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君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连着众多百姓的福祉;而一名好皇帝本身,就是百姓利益的标尺,唯“亏少补多”而已。
若枉杀一忠良,可拯救诸多黎民苍生,那么君臣恩义便可负之;若屈死一名能吏干将,便可消弭一场战乱,那么昏庸无道之名亦可取之。
可今日太子抛弃门人,临阵退缩,就只是为了自己而已!他在连番逼问之下,非但不敢说出心中的真实主张;更怕自己会错了意,失去了圣眷,致使储君大位花落别家……
此事无关黎民苍生、无关江山社稷,只是单纯的怯懦畏惧、背信弃义罢了。
天佑帝令王放在紫金殿上,放手大开杀戒;除了借此敲打太子、让他放弃“以势胁君”的幻想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则是要做到完全封口!真正参与此事之人,一个不留;凭着经验与智慧,猜出此事内情之人,便用杀戮与血腥、吓破他们的胆子!
总而言之,今日太子的窝囊与卑鄙,绝不能流出半点风声!
那一日的紫金殿上,自天佑帝离开、殿门关闭之后;所有朝臣都亲眼看见左丞相王放,如何手起刀落,轻轻松松便斩下十六颗人头。待“散朝”之后,袍摆沾染了一层血痂的太子,早已吓得浑身瘫软如泥、被几个小内监架出了宫门。而大太监唐福泉,则眯着眼睛,带着一群小内监,仔仔细细清扫屠兽场一般的紫金殿……
待黄昏时分,四座檀香塔飘出袅袅青烟,紫金殿也恢复了往日的恢弘与庄严;仿佛,今日从未发生过什么一般……
从王放举起屠刀开始,太子就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即便坐上了太子府的马车,他也始终未发一言……
这是真的被吓坏了!
其实自华禹开战至今,经太子授意灭口之人、不胜枚举;就在昨日散朝以后,他还亲自“教训”了一个不知深浅的婢女,并非是从未见过血腥之人。
可当他亲眼看着十几个熟悉的面孔人头落地,更在自己脚边“轱辘辘”乱滚,这股强大的视觉冲击力,瞬间便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
公平的说,太子周长永并不是个坏人。他自幼师从蔡熹,学的也是最正统的儒门义理、为君之道。至于他那半吊子的帝王术、制衡法;只是入朝理政之后,从那些趋炎附势之辈身上、学回来的“歪理”罢了。
旁征博引、学贯古今,本就是无涯学海之中的一条正路。只不过学术不分高低贵贱,但师长却分忠奸贤愚;而这些经常提点储君的墙头草们,本就是被蔡、王两党共同摒弃的“下等货”;诚然,道德修养与才情学识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教导太子的目的,并不是为北燕培养下一位明君圣主,而是为自己教出一个听话的主子来!!
如此一来,个人私利,也就被摆在了首要位置上。
所以太子精研的“学问”,除了来源于蔡熹的正统教导之外,大部分都是这种夹带私货的曲解歪理;更可怕的是,由于太子门人、大多都饱受蔡党排挤,所以自然心生怨恨;久而久之,他们也自然潜移默化影响了太子的立场,离间他与蔡熹之间的师生情谊。
蔡熹的嗅觉何等敏锐?他才刚刚察觉到太子发生了变化,立刻就施以雷霆手段、将蔡党割裂了一小部分,许其转投太子门下。在明面上,师徒二人依旧保持步调一致;可一旦日后生变,他们又可以在危急关头,与太子门生迅速划清界限。
信任,一种是非常脆弱的情感;一旦发生了改变,就再也回不去了;对于蔡熹与太子这一对师徒,也毫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