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人_35
作者有话要说：谢兰生你真能骗啊……
这一段跟上篇bg的挖CTO那篇有点点像……实在有点想不出了，就这一处，不要打……当然上篇更复杂些，因为那CTO比这位聪明……
GE的故事是马云讲的，如果是假的别赖我……
在实际中，无标拍片，确实只有导演被罚，别人没被罚过。
第13章《生根》（十一）
在拉岑晨的同时，谢兰生也在请摄影师。谢兰生对莘野说的那个祁勇念念不忘——只要扛起摄影机就很认真的那个祁勇。
谢兰生也调查了下，发现祁勇也是真爱电影。十来年前，好莱坞的华人很少，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亚裔没有艺术审美。祁勇因为喜欢摄影到各公司介绍自己，最后终于寻到了个“捡碎胶片”的杂活儿——摄影、剪辑同属一组，做后期时剪辑室会遍地都是碎胶片，而祁勇的工作就是一天到晚不停地捡，连头都没机会抬起来。后来有一天，某大导演某一场戏需要用到6台机器，可摄影助理不够用，于是导演便叫还在捡胶片的祁勇顶上了，祁勇干的非常不错，从此变成摄影助理。在学习的期间，祁勇自己买了摄影机，还喜欢在演员排练时从一旁摄影、练习，请冲印室帮忙冲洗，再与导演拍的做比较，总结自己的不足之处。他的技术渐渐提升，一次，某个导演在冲印室无意看到他的作品，非常欣赏，从此祁勇熬出头了。虽然没有非常出名，但好歹是摄影师了。
谢兰生知道，如果不是真心喜欢他不可能做到这样。
可问题是，他也爱钱……这不冲突，他可以在满足薪酬的范围内挑选片子。
只能试试了。
谢兰生请莘野弄到了对方的电话号码，又约了个对他们俩都比较合适的时间。莘野说，美国家家都有电话，谢兰生也猜是这样。
事实证明莘野说的一个字都没错。
在电话里，恨不得把一块钱给掰成两半花的祁勇说：“我周薪是两万美元，没这个数咱们免谈！”
一周10万，谢兰生被吓到失语，好半天后才艰难道：“我们这里的预算是……一个月1000，人民币，大约相当于200美元。”其实最初是一月500，调高后才终于到了1000的。
祁勇：“………………”80000到200。差400倍，真行。
谢兰生也没有办法，硬着头皮继续下去：“《生根》剧本挺有意思，影帝莘野都愿意来了，另外一个电影主演欧阳囡囡也挺好的。这部片子，会让大众知道中国也是存在独立电影的，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另外，大家也能知道中国还残留着某些现象，从而帮助某些群体——”
“剧本传真我都看了，还不错，但，”祁勇说：“我不做慈善。”
谢兰生沉默了。
祁勇又说：“我是摄影师，不是制片，也不是导演，基本只能挣个周薪，赚不到吆喝。你的《生根》能不能在电影节上引起关注跟摄影师这些幕后都没什么太大关系。抱歉，我目前还没伟大到不要工资拍公益片。再说了，世界上的公益多了，我就是想拍公益片也不会跟新人合作。你这片子十有八九在哪儿都不能上映，拍了干嘛？自己看吗？你可能还不太知道吧，想到欧美参加电影节是需要有人脉的，要有知名制片、导演把片子给组委会看。你没人脉，莘野应该也没人脉，所以，您还是请一个月拿1000人民币不委屈的吧，啊？行了，拜拜了。”他现在手里上有一大堆故事差不多、团队更好、周薪两万的电影在等着他接，实在没有任何必要答应这叫谢兰生的。
“喂……！”谢兰生不想放弃，又努力地说服对方，未果，最后只能像祁勇说的那样，先拜拜了。
然而谢兰生不甘心。祁勇掌镜拍的电影他之前也看过几部，最近几天咂摸咂摸，觉得对方水平真是好——罗大经是不过不失，祁勇却能美化画面。现在已经联系上了，他并不想轻易放弃。见过祁勇的实力后别人他都看不上了，或者说，看得上的联系不到，联系得到的又看不上。谢兰生觉得，怎么也得实在实在走不通了再谈回头。
于是，谢兰生又拜托莘野帮他打听祁勇的事儿。
大约一周后，谢兰生从莘野那儿意外得知一个信息：祁勇这人还挺爱国的。因为想要挣些美金，他在1979年留学美国，毕业后就留在那了，然而本质是没变的。他那代人有强烈的“我与祖国”精英思想，更何况，祁勇是1958年4月22号出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被落成那天，可想而知，他周围人肯定不断向他提起这个巧合，某些东西根深蒂固。到美国后，他加入了华裔组织，还参加过不少活动，支持、声援大洋那头在举办的一些活动，比如亚运会。
“……”谢兰生想试试了。
他请自己远在深圳的好朋友拍了一些深圳特区的照片寄给他。
1991年，深圳年轻而又繁荣。
1980到1990这10年之间，深圳人口从33万人到了165万，GDP从2.7亿元到了172亿，人均GDP也从1000元到了10000，其中主要是靠出口。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打工”的地方，打工仔和打工妹们涌入深圳寻求机会，而别处呢，还执行着“离土不离乡”的政策，传统农民只可以去乡里的厂、镇上的厂。
总之深圳这座城市与过去是天壤之别。
朋友很快寄来照片。
谢兰生跟莘野两人坐在一张桌子两边看。
谢兰生先拿起一张，挺满意，对莘野解释：“看，这张上面是中英街。”他在报上看到过，“中英街”人越来越多，平时每天一万人，节假日每天十万人，人们疯狂购买洋货，再隔海看看东方之珠。
莘野看看，其实觉得也就还好。顶奢他都用腻歪了，LA的品牌要多多了。
“唔，”谢兰生拿起第二张，仔细看。照片上，火车站的马路对面竖着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百事”“七喜”，而不再是各种标语了。这些品牌正式进驻，不只是在中英街了。
第三张照片则是在深圳口岸拍摄的。来自各国的集装箱一一地被卸货上岸。谢兰生听说，甚至还有高档轿车被偷偷地运到广东，其中有奔驰，也有宝马——
在第四张照片上面，商店商品琳琅满目，而第五张照片上面，化着妆的雅芳小姐正在路上推销产品，这种买卖的方式在其他地方都还没有。
几秒后，谢兰生又拿起一张：“哇，这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看到没有，好多人啊。”谢兰生听别人说过，去年12月，即便还没得到中央的回复和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抢在上海前面“试开市”了，据说深交所负责人硬气得很，说“孩子已经生出来了，还能按回娘肚子里？”
这一段跟上篇bg的挖CTO那篇有点点像……实在有点想不出了，就这一处，不要打……当然上篇更复杂些，因为那CTO比这位聪明……
GE的故事是马云讲的，如果是假的别赖我……
在实际中，无标拍片，确实只有导演被罚，别人没被罚过。
第13章《生根》（十一）
在拉岑晨的同时，谢兰生也在请摄影师。谢兰生对莘野说的那个祁勇念念不忘——只要扛起摄影机就很认真的那个祁勇。
谢兰生也调查了下，发现祁勇也是真爱电影。十来年前，好莱坞的华人很少，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亚裔没有艺术审美。祁勇因为喜欢摄影到各公司介绍自己，最后终于寻到了个“捡碎胶片”的杂活儿——摄影、剪辑同属一组，做后期时剪辑室会遍地都是碎胶片，而祁勇的工作就是一天到晚不停地捡，连头都没机会抬起来。后来有一天，某大导演某一场戏需要用到6台机器，可摄影助理不够用，于是导演便叫还在捡胶片的祁勇顶上了，祁勇干的非常不错，从此变成摄影助理。在学习的期间，祁勇自己买了摄影机，还喜欢在演员排练时从一旁摄影、练习，请冲印室帮忙冲洗，再与导演拍的做比较，总结自己的不足之处。他的技术渐渐提升，一次，某个导演在冲印室无意看到他的作品，非常欣赏，从此祁勇熬出头了。虽然没有非常出名，但好歹是摄影师了。
谢兰生知道，如果不是真心喜欢他不可能做到这样。
可问题是，他也爱钱……这不冲突，他可以在满足薪酬的范围内挑选片子。
只能试试了。
谢兰生请莘野弄到了对方的电话号码，又约了个对他们俩都比较合适的时间。莘野说，美国家家都有电话，谢兰生也猜是这样。
事实证明莘野说的一个字都没错。
在电话里，恨不得把一块钱给掰成两半花的祁勇说：“我周薪是两万美元，没这个数咱们免谈！”
一周10万，谢兰生被吓到失语，好半天后才艰难道：“我们这里的预算是……一个月1000，人民币，大约相当于200美元。”其实最初是一月500，调高后才终于到了1000的。
祁勇：“………………”80000到200。差400倍，真行。
谢兰生也没有办法，硬着头皮继续下去：“《生根》剧本挺有意思，影帝莘野都愿意来了，另外一个电影主演欧阳囡囡也挺好的。这部片子，会让大众知道中国也是存在独立电影的，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另外，大家也能知道中国还残留着某些现象，从而帮助某些群体——”
“剧本传真我都看了，还不错，但，”祁勇说：“我不做慈善。”
谢兰生沉默了。
祁勇又说：“我是摄影师，不是制片，也不是导演，基本只能挣个周薪，赚不到吆喝。你的《生根》能不能在电影节上引起关注跟摄影师这些幕后都没什么太大关系。抱歉，我目前还没伟大到不要工资拍公益片。再说了，世界上的公益多了，我就是想拍公益片也不会跟新人合作。你这片子十有八九在哪儿都不能上映，拍了干嘛？自己看吗？你可能还不太知道吧，想到欧美参加电影节是需要有人脉的，要有知名制片、导演把片子给组委会看。你没人脉，莘野应该也没人脉，所以，您还是请一个月拿1000人民币不委屈的吧，啊？行了，拜拜了。”他现在手里上有一大堆故事差不多、团队更好、周薪两万的电影在等着他接，实在没有任何必要答应这叫谢兰生的。
“喂……！”谢兰生不想放弃，又努力地说服对方，未果，最后只能像祁勇说的那样，先拜拜了。
然而谢兰生不甘心。祁勇掌镜拍的电影他之前也看过几部，最近几天咂摸咂摸，觉得对方水平真是好——罗大经是不过不失，祁勇却能美化画面。现在已经联系上了，他并不想轻易放弃。见过祁勇的实力后别人他都看不上了，或者说，看得上的联系不到，联系得到的又看不上。谢兰生觉得，怎么也得实在实在走不通了再谈回头。
于是，谢兰生又拜托莘野帮他打听祁勇的事儿。
大约一周后，谢兰生从莘野那儿意外得知一个信息：祁勇这人还挺爱国的。因为想要挣些美金，他在1979年留学美国，毕业后就留在那了，然而本质是没变的。他那代人有强烈的“我与祖国”精英思想，更何况，祁勇是1958年4月22号出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被落成那天，可想而知，他周围人肯定不断向他提起这个巧合，某些东西根深蒂固。到美国后，他加入了华裔组织，还参加过不少活动，支持、声援大洋那头在举办的一些活动，比如亚运会。
“……”谢兰生想试试了。
他请自己远在深圳的好朋友拍了一些深圳特区的照片寄给他。
1991年，深圳年轻而又繁荣。
1980到1990这10年之间，深圳人口从33万人到了165万，GDP从2.7亿元到了172亿，人均GDP也从1000元到了10000，其中主要是靠出口。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打工”的地方，打工仔和打工妹们涌入深圳寻求机会，而别处呢，还执行着“离土不离乡”的政策，传统农民只可以去乡里的厂、镇上的厂。
总之深圳这座城市与过去是天壤之别。
朋友很快寄来照片。
谢兰生跟莘野两人坐在一张桌子两边看。
谢兰生先拿起一张，挺满意，对莘野解释：“看，这张上面是中英街。”他在报上看到过，“中英街”人越来越多，平时每天一万人，节假日每天十万人，人们疯狂购买洋货，再隔海看看东方之珠。
莘野看看，其实觉得也就还好。顶奢他都用腻歪了，LA的品牌要多多了。
“唔，”谢兰生拿起第二张，仔细看。照片上，火车站的马路对面竖着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百事”“七喜”，而不再是各种标语了。这些品牌正式进驻，不只是在中英街了。
第三张照片则是在深圳口岸拍摄的。来自各国的集装箱一一地被卸货上岸。谢兰生听说，甚至还有高档轿车被偷偷地运到广东，其中有奔驰，也有宝马——
在第四张照片上面，商店商品琳琅满目，而第五张照片上面，化着妆的雅芳小姐正在路上推销产品，这种买卖的方式在其他地方都还没有。
几秒后，谢兰生又拿起一张：“哇，这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看到没有，好多人啊。”谢兰生听别人说过，去年12月，即便还没得到中央的回复和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抢在上海前面“试开市”了，据说深交所负责人硬气得很，说“孩子已经生出来了，还能按回娘肚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