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日本兵就要打来了，上海滩有法子的都躲出去避难了。
  逃城那天，陈家的古玩字画，玉器摆件并家私箱笼，大大小小一共装了七十几个黑木箱子。摆在地上将整个大厅都填满了还不够。陈毓之带着两房姨太太车已经开出了光明路，却忍不住又折返回来，他蹬蹬疾跑到二楼来敲她的门，“我再问你一次，你走不走？”
  他的声音急切，表情也是，再过半小时船就要开了，也难为他此时此刻还肯来问她。
  宜早坐在榻上正在往脚趾甲涂一支章红蔻丹，不过眯眼回头，轻声说，“二哥小心误了时辰。”
  人人都要要去香港，好像世上只剩香港一个好地方似的。人人都去的，我陈宜早偏不去。
  这是她前几日说的。
  陈毓之最后瞧了她一眼，到底转身急急走了。
  而后不到十日，日军对上海发动了空袭。
  那一天，炮弹如同急雨一样四处飘落，掷地有声的将一座座军事防御，甚至一重重民居夷为平地。日寇的军舰进入黄浦江上，军舰上的一支支炮口对准上海街头，每一支炮弹出膛，就造成死伤无数。
  从那一天起，直到此后的叁个月间，宜早都一直辗转在各个阵地与教会医院之间，帮忙救治那些残破不堪的伤病患，那些鲜血淋漓的伤口，那些痛苦无助的呻吟一日日充斥着她的脑海，使她再无闲想起来自己为什么留下来。
  十一月九号那天，淞沪守卫军被迫撤离上海，上海滩这块繁荣地正式被日本侵略军侵占。
  陈家原本就人丁凋敝，父亲与大哥去了之后，家里就剩下二哥和她。
  陈家的房子在租界里，大轰炸之后也好好的。可太空了，她不愿住，索性搬到了渝森路上的一处公寓里去。
  晚上，她在白俄面包房里面买了点面包，上楼的时候照例去信箱里看了一眼，除些广告单子，什么都没有。
  过了年她在电话局找了个接线员的工作，这工作本不难，加上她还会些英文和法语，在局里很得用。
  上海二月数九寒天的晚上，她留在局里兼作一些文书工作，错过了回渝森路的末班车，想着不算远，不如走回去，就是那个晚上，一个打酒馆里出来的日本兵把她拦了下来，那人用生硬的舌头不停和她说些陌生的语言，其间还夹杂了几句不伦不类的中国下流话。
  宜早被他一直往后逼到街巷的暗处，他腿间东西硬贴着她，浑浊的酒气也如数喷在她面颊上，宜早悄悄拿起袖间藏的拆信刀，正打算等他再近一些就捅到他的身体里去，也叫他明白中国人的血债血偿。
  却被一个英国军官救了下来。
  那个高大的英国人，在黑暗里一拳将那喝昏头了的日本军官打的倒进了路边的积水滩里，脏水溅出来时，宜早往后躲了躲。
  那天晚上，这个英俊的异国租界巡官一路将她送到了公寓底下。
  分别时他说，请记下我的电话，下回需要时尽可找我。
  宜早往回走时，开电梯的杨先生鬼头鬼脑的说，“陈小姐，我可都看见了。”
  宜早一笑，看见什么了。
  她住在七楼，是最顶层，法国人的建筑用色大胆明艳，绿墙红漆落地，每一家的门却是金棕色，放在一处也好看。
  六楼住的是一家犹太人，在上海做钟表生意，他们的两个孩子在家里打闹，女孩子尖俏的声音穿透天花板渗到她家里来，宜早把自己剥光了躺在浴缸里，珐琅头的水龙头拧开，半热不热的水大股的不停的冲在她身上，宜早的眼泪流下来，一想到什么，更不禁放声大哭。